除了“忠”之外，《三国演义》尤其突出了“义”的思想。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辽义说关云长、刘关张古城聚义、关云长义释曹操、张翼德义释严颜。毛本另外还有第14回“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10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的标题。至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者诗赞、论赞，去鼓吹“义”的就更多了。

《三国演义》中的“义”，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内涵。仅就“桃园三结义”的誓词说，其中就有“上报国家”的忠义；“下安黎庶”的仁义；“救国扶危”的侠义、兄弟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情义，等等。就人物说，小说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关于“义绝”的形象。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曾称关羽是“三奇”之一的“良将”，是“三绝”之一的“义绝”。说关羽“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我们以为，作为“义”的化身，关羽终生守义，可谓义迹斑斑。但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是毛宗岗提出的两点：一是千里寻兄“报主”的“忠义”，二是华容释曹“酬恩”的“信义”。

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的故事，一向为人称道。在曹营，尽管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产生丝毫归顺曹操的念头。接过赤兔马，想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接受了锦缎战袍，仍要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说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马上“挂印封金”，“千里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利取义、义无反顾的大义之举，曹操也不得不赞美：“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

关羽华容释曹，在作者看来，更是“义薄云天”。因为重信守诺、知恩必报，向来就是“义”的重要表现。关羽当初兵败被俘，虽然最终未被曹操极为优厚的待遇彻底迷惑，但对曹操的所谓“新恩”，其实也并未完全舍弃，因而总有点不能忘怀。他在当时的辞曹信中就这样说过：“尚有余恩未报，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曹操力排众议，坚持不杀关羽，“使归故主，以全其义”，成就了关羽“义”的美名。于是，有感于“丞相之恩，深如沧海”的关羽，不仅替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了袁绍的白马之围，特别是在赤壁火起后，在华荣道一手“义释”了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曹操。这里，关羽冒死释曹，以私废公，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就是在关键时刻不顾军命，不讲原则，认敌为友，放虎归山，犯了政治上、军事上绝对不可原谅的错误；在关羽，他也并非不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事前曾和诸葛亮立过军令状，军中无戏言，违令是要杀头的。关羽在曹操求命时，正面临着“忠”与“义”的剧烈冲突：放走曹操，这是对刘备不忠；不放曹操，这显然又是忘恩负义。在这两难的境况下，最后还是舍“忠”取“义”，以“义”为上，放了曹操。对于关羽此举，作者极为赞赏，说他是“义重如山”，还引诗称赞他是：“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如日，名誉震乾坤”；是“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

应该说，舍忠取义，以义为上，这已不是儒家忠义价值观念的原意。按儒家通则，“义”应该服从“忠”，因为“忠”的对象毕竟是君父。而这里特别强调重信守诺、知恩必报的“义”，显然来自民间的传统。民间的所谓“江湖义气”，主要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回报和温情，这种“义”体现了利益交换的原则，因而在当时市民百姓中是广被认可、并有着极大吸引力的。若从儒家以传统道德为价值中心的文化背景考察，关羽的冒死释曹，也符合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重动机的纯正，不计后果如何，这正是儒家一向提倡的道德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关羽释曹也受了一些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以身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良将中第一奇人”，不同的阶级都可在他身上找到有用的东西。因此，关羽不仅统治阶级那里一再被封，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孔夫子为“文圣”，关夫子为“武圣”；而且在民间又由“圣”而“神”，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在关庙前，代代都是庙宇遍天下，香火满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