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颇有趣的一件事是发改委在媒体公开曝光8所学校乱收费后，其中绝大部分竟不认帐。有的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有的称“赞助费是学生自己愿意交的”，有的地方教育局还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发改委“误判”。最有意思的是南京审计学院。它的学生处处长姜玉泉在接待《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显得颇为幽默：听到这个消息我还以为是“愚人节”新闻呢，说南京审计学院乱收费简直是“胡扯”。

不认帐当然有不认帐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是按照上级文件执行”。比如南京审计学院在“专升本”收费“8600元”问题上，执行的是江苏物价、教育、财政三部门2002年的文件。比如，太原五中高中招“三限生”超收339万的依据的是山西省教委、物价、财政“从山西教育的实际出发”于1999年下发的文件。但是，就“专升本”问题，国家发改委2004年明确发文规定“4600元”。

一个是“8500”，一个是“4600”，相差近4000元。这意味着执行老文件、地方文件，招一个学生就多挣4000元。发改委或教育部出台个文件，地方政府出台个文件，高校的上级部委又有个文件，且文件按时间先后又有多种版本。这么多文件在“打架”，收费到底按照哪一级、哪一年的文件，还真是一件不太容易说清的事情。各种文件打架，背后实际反映的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潜规则。

比如把收费标准定得高一些，显然符合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学校有更多的钱可花，地方税收和财政也可增加收入。最起码，地方财政可减少一些补贴。像南京审计学院，学生大多是外地的，把外地的钱敛到本地，无论是对地方还是学校都是绝对的好事。尤其是这些年把学生作为摇钱树，通过多收费来“创收”、弥补经费不足已成为各类学校的一个“潜规则”。“不收白不收”“收了不白收”，他们把许多心思都用在向学生收费上，挖空心思地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红头文件。

只要红头文件中允许收费的事项，执行起来异常迅速到位，从不会有耽搁或“打折”现象，更不会有未收到或未看到正式文件的借口。而对于禁止收费或少收费的文件，就完全表现出另一种态度，要么没有收到正式文件，要么就是执行文件有困难，“不符合当地实际”。中央的一些文件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显得软弱乏力，甚至被架空，造成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局面。

这一方面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一些部门的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中央文件、上级文件在一些地方文件面前缺乏底气，制定的不十分完善。还是以教育乱收费为例，理性告诉我们，治理乱收费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而确定这个标准，就要首先弄清“教育成本”问题。培养一个大学生，中央说一年“4000”，地方说“8000”，上海说是“10000”，天津说是“5000”。

而且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标准。但是到底应该是多少？中央在下发文件之前，应该下去实际测算，根据不同的区域、类别，确定一个真实和客观的标准。没有权威和科学的数据，就不可能达成共识，达不成共识，问题很难有针对性地解决，也难怪被曝光者不服和公开叫板。。其实，说到底教育乱收费中利益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学生家长们。中央说收“4600元”，而学校却收“8500元”。

这多收的“3900元”可能是城市中困难企业职工家庭一年的收入或一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多收这些钱，对许多大学生则意味着家庭负债或再也上不起学。所以，眼下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先清理文件。不理清这些文件，别说老百姓稀里糊涂，就是有关管理部门，如不是对政策文件十分熟悉，也可能有所忽视，让刻意规避“不利”文件的学校蒙混过关。先不说中央文件制定的合不合理，凡是中央文件和地方文件、部委文件“打架”的，首先应该执行中央文件。

没有中央文件，地方需要自己制定文件的，只要是事关每个老百姓切身利益，在起草时要向社会征求意见，并举行听证。文件颁发后要向全社会公开，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的人监督。如果有的学校再混水摸鱼，假借失效文件敛财，就要严肃处理。治理教育乱收费治了很多年都没有多大成效，说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但是，不能以此来失去信心，甚至消极应付。

我以为，对那些不“低头认错”的被曝光学校，有关部门要认真查处，不能光听他们“一面之词”。明明是多收了钱，捞了便宜，还一个个站出来反驳，好似成了“窦娥冤”。现在许多学校规模飞速发展，办学条件不次于发达国家，教师待遇越来越高，这在中国教育投入很低的现实情况下，也是一种“不正常”。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甚至说，有的高校连老师的“洗脚费”都摊入了高校成本，这显然是十分不合理和十分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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