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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二元对立统一律”
1．城市的独立自在性离不开“园”、“圃”、“苑”、“囿”
城市“二元对立统一”结构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成过程与家宅“二元对立统一”结构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成过程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一样，中国传统城市在诞生之时就具有相对的独立自在性——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的自我生存能力。这种带有封闭性质的独立自在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作为农耕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居住场所，要求并且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城市的政治和军事的工具性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立的要求和能力。众所周知，城市是随阶级分化、国家产生而产生的，是统治的据点，是军事对抗的堡垒。在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其坚固和完整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坚固和完整不仅体现在兵强马壮、城高沟深上，也体现在食物给养的富足上，所以古人将食、兵、城并列为战守的三大要件。比如《墨子·七患》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再比如《管子·权修》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粟。”它们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生命的维系所在。
食物的富足要求适量的土地，也存在一个结构问题，肉食以及瓜果蔬菜和米面一样的不可缺少。在割裂据守，国土面积有限，经济腹地狭小的状况下，从早期农业定居点继承发展而来的、圈养动物种植果蔬的“园”、“囿”、“圃”、“苑”之类便是每个城市肉食以及瓜果蔬菜重要的来源。这时它们的观赏游乐功用属于次要，其生产性质无疑是第一位的。
一般来说，“圃”、“园”是种植蔬菜、花果、草木的。如《说文解字》说：“种菜曰圃”，又说：“园，所以种树木也”。又如《诗经·郑风·将仲子》毛传：“园所以种树木也。”至于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圃”的周围常无垣藩，而“园”的周围常有垣藩。“囿”和“苑”，古代典籍一般释作是养禽兽的。关于“囿”，《周礼·地官·囿人》曰：“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广释名》则说：“囿者，畜鱼鳖之处，囿犹‘有’也。”关于“苑”，《说文解字》说：“苑，所以养禽兽。”两者之间的区别，有的认为在于面积的大小，如《吕氏春秋·慎小》高诱注：“畜禽兽，大曰苑，小曰囿”；也有认为区别在于有无墙垣，如《说文解字》：“囿，苑有垣”，《骈文分笺》：“有藩曰园，有墙曰囿”。
“园”、“囿”、“圃”、“苑”等概念，虽有一定的界限，又往往相互通用，历来典籍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但种植畜养的“生产性质”是公认的，而正是它的“生产性质”使得它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西周封建之时，规定“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把苑囿明确作为一个项目，与营国制度共同实施，是否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2 “园”、“圃”、“苑”、“囿”的审美价值
如今，大部分的园林史学家都认为，“园”、“圃”、“苑”、“囿”是中国古典园林之起始。童寯先生说：“中国有关园林最早的记载，始见于殷、周之际的‘囿’和《诗经》所咏的‘园’，都在三千年前。那时园囿是栽种果蔬、捕猎禽兽有关生活的单位。”但是，不能把“园”、“圃”、“苑”、“囿”看作是纯粹的菜园子、饲养场那么简单，否则很难解释能在它们身上嬗变出璀璨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在当时，“苑”和“囿”更兼有供帝王游猎的功能，而“园”和“圃”应有观赏之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审美价值。
“苑”和“囿”兼着供帝王游猎的功能，这在以“尚武”为时代精神的先秦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游猎当中实践了演兵习武，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带有精神生活领域里享乐的性质。有人认为，在先秦这一时期，从园林美学的角度来看，“苑”和“囿”的历史地位要比“圃”和“园”重要得多，“就二者的特点来看，前者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即主要是供食用，其物质的功利价值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一种价值形式，而后者的价值则已由物质功利的转化为精神的、审美的，……从严格意义上说，先秦阶段的‘圃’、‘园’还不能算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园林，因为它只有实用的物质功利价值，而‘囿’、‘苑’才可以说是古典园林艺术的滥觞，因为它至少同时具有审美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物质需要而体现了某种精神生活的自由性。”
上述引文指出了“苑”、“囿”在生产之外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但排除“园”、“圃”在生产之外的审美价值，进而否认其为中国古典园林之渊源似乎可以商榷。植物观赏不也是审美活动吗？而观赏树木和花卉在殷、周时期的各种文字记载中已经很多了，人们不仅欣赏其形象之美，而且还赋予其象征性的寓意，借以寄情托意。“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三百中那些发自内心的情感流淌，无不回应着心灵对草木自然的天籁响鸣。在血液中浸透了自然意识的先民那里，很难设想会在美丽的植物面前无动于衷。周维权先生认为，起码在春秋战国时期，园圃栽培普及到民间，并从单纯的经济活动逐渐渗入人们的审美领域。相应地，许多食用和药用的植物被培育成为以供观赏为主的花卉。人们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开辟园圃，既是经济活动，还兼有观赏的目的，看待树木花草也愈来愈侧重于观赏的用意。“园圃”应该是中国古典园林除囿、台之外的第三个源头。我们相信，不仅是物质生产、演练兵马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游猎、观赏中的精神享受，也就是审美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园”、“圃”、“苑”、“囿”成为城市的必然构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大一统之后，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从国都到州、府县城，城市的经济腹地普遍加大，对“园”、“圃”、“苑”、“囿”的生产性质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直至几乎为零，正是它们的审美、娱乐功能，使得它们继续与城市相伴相随，发展成为园林艺术，从而使城市成为可居可游的美好的人居环境。
3 丰镐之灵囿
早在3000多年前，最早的宫廷园林――灵囿、灵台、灵沼就成为西周都城丰镐的组成部分。
灵囿在长安西四十二里处，跨长安、户县之境，方七十里，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灵囿内有灵台、灵沼。《诗·大雅·灵台》描写了文王深得民心，众人齐心协力修建灵台，以及文王游灵囿、灵沼，兽美鱼欢，歌舞升平的和乐景象。
4 西汉长安之上林苑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在秦的基础上广上林苑，是中国历的一座皇家园林。
《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上林苑本是汉武帝为出游打猎而建，但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此。
首先，仍然保留了很强的生产性质。
一、果木生产。
二、畜牧与养鱼。
三、作坊。开矿上林苑中有丰富的矿藏，有金、银、铜、铁、玉等，鼎湖宫附近的铜矿被开采用来铸钱。此外，还可能制造金属器皿以及建筑物的金属部件供应宫廷。汉代人席地而坐，室内地面都要铺席子，宫廷的房屋成千上万，所需席子均由上林苑供应，
四、农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上林苑管理机构及官员的设置情况看出，其生产基地的性质是十分突出的。
其次，昆明池等池沼起到水库的作用，为城市供水和调蓄洪水，并用于灌溉。，昆明池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其它池沼如镐池、太液池、沧池、初池、牛首池等，都有调蓄洪水的作用。
第三，演武与屯兵。
此外，上林苑还用以宗教活动，还用以天文活动，；还用以接待外宾。
总而言之，“上林苑是一座多功能的皇家园林，具备生成期古典园林的全部功能——游憩、居住、朝会、娱乐、狩猎、通神、求仙、生产、军训等。”
东汉（公元25~220）雒阳
1．雒阳城的营建
刘秀依靠南阳豪强集团，*王莽新朝。公元25年6月称帝于鄗(hao，今河北柏乡县北)，10月移都雒阳。史称东汉或后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亡。共历十二帝，雒阳为东汉都约195年。
东汉放弃长安而都雒阳的原因：
1）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长安破坏严重，人口锐减，城市凋敝。
2）诸侯割据的形势——公孙述踞蜀，隗（wei）器踞天水，虎视关中；匈奴族在西汉末年乘乱南下，威胁长安。
3）雒阳离刘秀的起家之地、老家南阳更近一些。
4）雒阳经周朝的500年经营；秦代吕不韦被封雒阳万户侯的修建；西汉刘邦称帝之始都于成周三个月；新莽末年（公元23年）更始帝刘玄也迁都成周约五个月。雒阳具备了建都的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主张迁都长安，争论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期到章帝建初中，以班固的《两都赋》发表而结束。
2．城市形态
雒阳相对于西汉的长安又称东京。在吕不韦扩大成周城的基础上建成。考古勘探表明，其遗址在今河南洛阳以东15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地形北高南低，既有天然屏障，又便于交通。建城时间约经20余年。光武帝年间修太庙，建社稷，修南宫殿，筑城墙和城门，建明堂、灵台和辟雍；明帝刘庄，修北宫及诸官府、园苑，在城外建市场。考古表明，雒阳城的城墙全部由夯土筑成，基部厚度为14~25米。东城垣全长约38662.7米；西城垣全长约3811米；北城垣全长约2600米；南城垣因为历洛水改道全部被冲毁。全城周长约13000米，合汉代约31里。城内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平面为南北长约9里，东西宽约6里的长方形，故时人又称之为“六九城”。雒阳城门12座，但不是每面3门，东西各3座，南面4座，北面2座。城门皆有亭。城门均有3个门道，中间为御道。南面的平城门最显赫，直通皇宫，皇帝到郊外祭祀由此门出入。出平城门南下，有明堂、灵台、辟雍。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灵台——周代台名。《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名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东汉雒阳明堂以西的灵台就是张衡观测天文的地方。据考古探测，灵台范围约44000平方米，周有夯土墙，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的夯土台，残高8米多。台的四周有两层平台，环筑回廊。
3．宫殿 转贴于：城市规划师考试网
雒阳城内有南宫、北宫两座主要宫殿。西汉时已有，东汉大规模扩展修建。南宫面积约1.3平方公里，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刘秀在这里主要修建了前殿，《后汉书·武帝纪》：“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南宫是皇帝议政和受群臣朝贺的地方。其遗址在今龙虎滩村西北，这里地势隆起，当地群众称为“西岗”。北宫位于雒阳城北，略为偏西。它的北墙离雒阳城的北墙很近。北宫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大于南宫。《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公元60年）起北宫及诸官府，八年冬十月成。北宫的正殿叫德阳殿。南北七丈，东西三十七长四尺，殿高二丈。周围广场可容万人。北宫风景秀丽，是皇帝和嫔妃寝居之所南北两宫均设四门，南门均称朱雀门，北门叫玄武门，东门为龙苍门，西门为白虎门。二宫之间以复道相连。北宫的东北方还有一处宫殿，叫永安宫，周围698丈，为离宫。
4．园林
芳林苑，位于城北部，与宫城相连。汉灵帝刘宏在宫中建“裸游馆”，绿苔被阶，引渠绕流，乘船以游。西苑。
5．街道与市场
据记载，东汉雒阳城有24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大街最长达3000米，宽度一般约40米。城内多树木，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雒阳有三市：南市，位于城东外；马市，位于城南外；金市，位于西城中，此市。
6．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6．1．中央集权制的中心
刘秀以雒阳为中心实施的政策，使东汉前期出现了大治之势。
6．2．手工业、商业、文化
蔡伦发明蔡侯纸。商业发达，居民多弃农经商。王符说：“今察雒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货物多为奢侈消费品。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聚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shi，猪)，山谷不能受。”
以刘秀为首的东汉君臣有“儒者之象”，雒阳文化繁荣，教育昌盛。刘秀重视教育，爱好经术，礼待知识分子。使“儒者云会京师”。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立太学。太学位于辟雍。
辟雍——太学名。本为周天子为贵族子弟所设。东汉以后历代都有。校址圆形，四面环水如璧，前门外有通行的桥。《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pan)宫。”《汉书·礼乐志》：“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xiang)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三辅黄图》卷五：“周文王辟雍，在长安西北四十里，……，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雍也是乐名。《庄子·天下》：“文王有辟雍之乐。”顺帝以降，是太学最盛时期，学生多至3万人。皇帝有时亲自到太学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雒阳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这可以说是佛教在我国的发源地，故又称“释源”、“祖庭”等。白马寺位于雍门之西，现在的洛阳老城东25里陇海铁路北侧。创建于汉明帝永平11年（公元68年）。
人物：班彪、班固父子。班固有史学名著《汉书》，还有的《两都赋》。伟大的思想家王充。青年时代曾到雒阳太学以班彪为师。杰出的科学家张衡。
三国与隋唐
三国都城分别是蜀汉成都、吴都建业、曹魏邺城。其中要特别注意曹魏邺城，它的规划对后世影响极大。隋唐长安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一座辉煌丰碑。
曹魏邺城
（兼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特征的奠定问题）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17.5公里处。北临漳河，南望广漠无垠的大平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黄河下游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漳河南移，曹魏邺城已被冲毁，仅留下金虎（南）、铜雀（中）、冰井（北）三台台基和部分建筑材料，其它荡然无存。
邺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春秋时，齐桓公在这里筑城，所谓“以卫诸夏”；战国时，魏文侯在这里建都，任命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灌田，发展农业，结果“河内称治”；汉时这里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袁绍据邺，曹操灭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邺城为基地，不断营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yi舟师。”“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泮pan宫，即学宫，犹如天子之有辟雍。）
1．城市形态
《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记载，邺城是东西向的长方形城市，“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 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meng）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俞伟超，《考古》1963年第1期，《邺城调查记》，邺城有七门，南面三门由东向西为广阳门、中阳门、凤阳门；北面二门，由东向西为广德门、厩门；东西各一门，为建春门、金明门。若按1尺24厘米来计算，1里为432米，则邺城南、北垣各长3024米，东、西垣各长2160米，面积为6.53平方公里。（和教材上略有区别）
曹魏邺城的规划布局对后世影响极大。它的创新可能与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他明于法而又不拘法的政治素质有关。他的学识、胆略、精神，反映到建筑上，必然如王沈《魏书》所说：“及造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所以能够冲破秦汉以来都城建设的模式，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为后世所参照沿袭。
邺城在规划上的突出特点，影响后世较大的是：
一条横贯东西的干道，通向东西城门，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皇宫、禁苑和贵族居住区，南部为官衙和居民区，形成明确的分区。从宫城端门通往邺城正南门中阳门的干道，又形成一条宽阔笔直的中轴线，与东西干道构成丁字骨架。依托着丁字骨架，派生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分割出井然有序的里坊。邺城的布局方式，可以认为是“城”、“郭”区分结合的继承与发展。
2．宫殿
皇宫位于北部偏东地区，主要有文昌殿、听政殿等。皇宫以东为戚里，即贵族居住区，后来戚里就成为贵族的代名词。
3．园林
皇宫之西为铜雀园，为皇家禁苑。其西墙北段有高大的金虎台（南）、铜雀台（中）、冰井台（北），皆“因城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左思《魏都赋》：“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三台的功能应该是：
防御——三台耸立在城垣上，应是沿袭自东汉末年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坞壁庄园，出于当时战争频仍、局势动荡的防卫需要；游乐——“欲穷千里目”的游赏目的；储藏——因为这里有栗窑、盐窑、藏冰及石墨。
4．里与市
城南被街道分为方格网的居民区，称为里。除戚里在北部外，见于《魏都赋》的还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等里。邺城仍与汉时一样实行“里市分设”的制度。左思《魏都赋》：“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kui，四通八达的道路）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yao，高峻）薛，侈所眺之博大。……”阛（huan）——市场的围墙；阓（hui）——市场的大门。阛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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