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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救市，首先要救沿海出口型中小企业，以中小企业转型来摆脱过度依赖出口的困境。
2、国际比较证明，沿海出口型中小企业的转型已刻不容缓
3、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中长期解决就业问题的最重要出路
4、救市资金的有效性除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外，就是全面挖掘农村市场，通过产业化、工业化模式对农村水利、电力、公路、农田基础设施的投资，既可以在2-3年安排上千万的农业工人，也可以为中国今后30年的发展夯实基础。
5、重点发展农村流通业，带动物流、运输的发展，以适度的政策补贴解决农村县乡业开办中型零售店的前期困难，以此拉动需求，带动新的就业。
出口依赖既是前30年成功手段，也是今后10年的重大挑战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要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决不能采取短期性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救市方针，否则，再大的救市性投资都可能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加剧“滞胀”与“通胀”的恶性循环。
对于依赖出口提高GDP和国家经济水平的中国而言，我国在本土消费市场、资源供给和就业形态上与其他出口依赖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出口依赖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本土资源的不足和本土市场的狭窄，决定其很难主动地采取应对发达国家风险转移的有效对策，如东欧诸国，而对于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其整体经济实力的不足，综合资源和多元性输出市场有限，也很难自主地化解经济危机，如俄罗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已经充分证明，出口依赖型国家在整体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比如其在全球GDP的排位，在全球可支配性收入的排位，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总额的排位以及顺差等，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对外依存的形态，/考试大/收集/很可能导致的是工业品生产过剩、通货膨胀及就业风险，其中，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工业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东南亚诸国承接日本模式以至货币政策的失效并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更证明了这一点。
我查阅了一组综合数据，结果很值得思考。从人均GDP看，日本1989年出现经济泡沫时，人均GDP刚刚跨过5000美元，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承接日本出口加工产业的东南亚国家，人均GDP平均在2000-3500美元之间，也就是说，由于这些东南亚国家吃的是日本的二手饭，而且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加上对待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环境的应对能力及经验远不及当年的日本，因此，出口型经济的动荡比日本当年来得更快。
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沿海出口加工型密集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在许多方面与当年的东南亚三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非常相似，比如，三国总人口与我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的总人口均在2.5亿左右，产业形态也极为相似，比如自1990-1997年，东亚三国基本采取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加工产品普遍存在小而全，前店后厂，利润占收入的比例低，劳动力相对成本不高，农村人口比例已低于50%，/考试大/收集/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以上的时间远比其它发展经济中国家和地区短等特征，这种情况近几年已逐步由东南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
目前，我国沿海省份的人均GDP均也已超过2000美元，其中，除福建低于2500美元外，其它（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人均GDP已超过3500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①]也远远超过全国60%的水平,其中,2006年,广东为156.7%、江苏为102%、浙江为65.5%、福建为67.9%，此外，中国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也分别高达149%、166.8%和118%。从国际情况看，1980至2001年，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在14-20%之间，此外，以非农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也已超过50%。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对外贸易合作，同时，沿海地区的社会形态和外向型经济也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这一轮转型，不论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论是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还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挤压，均预示着沿海出口经济再不做出重大调整，将极有可能出现问题。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沿海经济一但出现大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将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波及国家安定团结，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就业问题。
全球经济危机下，2009年中国就业风险前所未有
当前，保证就业整体水平，是中国应对危机的首要任务。
从目前情况看，国家在稳定就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加大投资确保GDP水平，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就业拓展空间，并以此保证建筑、建材、钢铁等相关领域就业的稳定等等。
但是，回顾中国近30年的发展，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沿海民营经济，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制造业。
中国农村近两亿剩余劳动力都是靠沿海出口型中小城市企业解决的。
我这次到浙江，加上10月在广东的调研,亲眼目睹了全球经济危机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冲击，大多数企业订单快速减少，开工不足，许多企业关闭停产，大量外来打工者返乡。
相对而言，浙江的民营企业这些年还有一定的积累，/考试大/收集/诸多企业可以通过转型、转产寻找新的出路，而内地原本就很脆弱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依赖出口的民营企业，积累不足，资金不足、渠道不足、能力不足，面对市场的萎缩，只有坐以待毙，而造成的打工者失业将可能延续很长的时间。
由此，明年中国的就业问题将不仅仅来自于城市，的危机和危险将来自于农村。中国农村目前已存在的2亿多剩余劳动力尚无有效的出路，回流的民工将严重破坏农村的稳定。
因此，我认为当前国家的救市资金应重点安排在农村建设上，包括：
1、重新制定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扶持政策，力争尽快实现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比如：投入大资金解决山区道路建设，大规模整治黄河、长江、淮河流域的防洪设施建设，以工业化、集团化的组织方式作战、产业化的手段实施，以此既解决贫困地区农田和山林基础设施落后及环境与水土保护的建设，也可以重点安排数千个农产品就地加工的项目，在剩余劳动密集的四川、河南等地扶持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和建设。
也就是说，以强化“三农”建设，强化国家投入，就地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一来，一可解决眼前问题，二可为明天的发展经济奠定基础。我认为，国家把各地报的20万亿项目砍掉一半，国家、省、市、地共同拿出10万亿搞农村建设，才是高瞻远瞩的大战略。
2、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和创新，比地方政府争抢重化工大项目更有实际意义。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依据有二，第一是那些居于垄断性、关系国家安全的金融、电信、电力、石油、航空、铁路运输、保险等国有特大型企业不出问题；第二就是中小企业不出问题，特别是出口型中小城市企业不出问题。
目前，对中小城市企业的信贷支持一是力度不够，政府风声大雨点小，二是提高出口退税解决不了订单下降、企业转型与升级的根本问题。因此，要保证中小企业的发展，除了信贷支持，更需要在产业政策、产业规划等宏观层面将中小企业的发展纳入其中，国家要在产、学、研、流通和信贷等诸多方面给予中小企业配套的支持，/考试大/收集/要建立相当规模的中小企业发展与创新基金，切实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的转型，对中小企业的就业政策要制定专门的鼓励和监管政策。
3、国家应从战略的角度，安排沿海中小企业的存量业务和市场向中西部转移，一方面给中西部地区带来新的资源和生产市场，另一方面为沿海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和机会。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指望中国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能主动地帮助我们，也不可能坐等国际市场的好转。市场在全球，掌舵者只有我们自己。只有开创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只有科学地把握中国就业市场的最有效发动机，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发展才可能永不止步。
4、通过适度政策性、差价性、特殊商品性的补贴，大力发展县、乡两级中等规模以上的商业零售业，对零售业初期因购买力不足引发的亏损，予以2-3年的补贴，对涉及到农业生产资料、农民新的消费产品和文化类产品，应在3年内予以价格补贴，以此逐步刺激农村内需。应重点开发农村二手产品市场，可以将城市居民淘汰的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文化用品，经过专门公司（农村专营司）的维修、筛选，以低价格及配套的售后服务，在广大农村销售，/考试大/收集/政府对农村二手产品的专营公司制定特殊的监管和扶持政策。
只有解决了农村市场，才可能真正解决内需问题，这也是中国的特殊优势和长远优势，同时，通过农村商业流通业的发展，在零售、运输、仓储等诸多方面可以提供庞大的就业机会。此外，农村市场的发展一定要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捆绑为一体，针对农村地广人稀的情况，光纤到村、农村IPTV到村等，均是提高农民了解市场，提高消费的重要途径。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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