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建造师法规精讲讲义之土地管理法]lZ301160～lZ301161lZ301160土地管理法1Z301161了解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概念在我国，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是相分离的。我国《土地管理法》把土地...+阅读
1．6．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性进步——市坊解体与街市的形成
1．6．1．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次解放与进步
宋代东京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步中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前，还较少见到有过对它如此集中的关注及对它全面认真的剖析，也未对它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
在汉语词源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组合而成。这种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的产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元素，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性质和商业功能。
资料显示，在战国众多的都会之中，商业发达，市场景象十分繁荣。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这时出现有集中封闭式结构的市，并订有相应的市场制度，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封闭式市制的先河。进入封建社会，从西汉长安到隋唐洛阳、长安，这种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个世纪，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市制的长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直接的原因却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不力。
总结历史，城市的发展进步是政治军事色彩逐渐褪化，经济功能逐步增长的过程。而城市经济功能增长的第一步，就是商业的发展，而后是工业的发展。当这两者在城市中迅猛发展起来以后，都给城市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实现城市的进步。在西方城市发展，前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纪之间，后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可以认为，商业的推动和产业的推动一样，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到宋代，迎来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外学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次革命。而商业革命带来了城市突破式的变革，典型的标志即是城市的市制与坊制的解体，街市的产生，这一切，完整地体现在北宋的都城东京身上。坊市解体，街市产生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次解放，不单是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重要的在于引发了城市的功能性质、物质要素、结构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体嬗变，由此，中国古代城市向前发展了一步。并且，城市的发展又在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6．2．坊市解体的原因
（1）政策因素
在政策上，宋初的七十余年，为了迅速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除了扶助农业生产外，对商业也给予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冗兵、冗吏、冗费”的消耗下，历尽艰辛开创的小康局面很快丧失殆尽，到真仁朝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这个看起来好似戏剧般的转化，实则蓄含着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中央集权政策。
首先，“三冗”的形成就与中央集权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农业生产为此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比如，为了补偿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失落，朝廷给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便暗含有这层意思。结果，造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在“三冗”的耗费下，国用日蹙，敛财最为急务，于是宋朝政府将以前各个朝代增加收入的办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聚财敛财之法。但支费实在太大，敛财之术也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刻，几近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程度，这就使得宋朝的赋税格外沉重，农民不堪负担，逃离土地。冗兵之患则不仅在于虚耗国库，还在于夺取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可见仁宗景佑初年（１０３４年）就已觉察到募兵害农的危机。欧阳修的时论《原弊》痛陈仁宗康定年间（１０４０～１０４１年），年轻力壮的男丁大都被吸引到军队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产力为此大为降低。
凡此种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派落寞，将宋初扶农的成果大为减损。太宗末年陈靖上疏言：“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讲：“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以土之瘠而弃之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2]。仁宗末年苏辙进策又言：“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颖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不仅京畿，京西一带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农村经济状况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区也是同样。
本来，自耕农形态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形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经济。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赋税的压迫下，他们大批脱离土地，等于自耕农形态的分崩离析，不仅是生产力的破坏，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恶性循环地影响农业生产。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国用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宋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农业生产又遭破坏，无力支撑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敛，商业成了统治者倚靠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这就是宋朝放宽抑商政策，形成商业大发展态势的主要背景。
在商业发展的大潮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特别是官僚权贵的经商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东京城中大量经营邸店，侵街占道，承当了街市形成的开路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经济的发达，东京人口众多，超过百万以上，最盛时达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央集权政策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城市负担，主要是在东京集中了大批的军队，其次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也与之有很大的关系。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对给养和物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东京原有的东、西两市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在汴河两岸首先兴起了许多行市，并逐渐在全城扩展。这些行市与邸店一起，成为街市生成的又一个基本点。
集中财权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北宋中期开始，皇室生活已趋奢华。大兴土木，婚丧嫁娶、祭祀赏赐、日常开支，浪费惊人。这种习气从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时成为北宋的社会时尚，东京是这种时尚的中心，俨然一座消费或寄生的城市。为了满足种种消费需求，城市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应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如商店、酒楼、饭馆、瓦子等，沿街分布，从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总结下来，邸店和新兴行市是东京市制解体、街市形成的两个突破点，奢华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终造就出了血肉丰满的街市。这一切既与北宋的中央集政策权有紧密的联系，也与东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宋代经济性城镇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2）地理因素
宋代之前，中国都城在地理上有两大特征：一是深入富庶的农业腹地，即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军事上凭有险要。这两个条件培育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堡垒”特征，经济上的功能则十分微弱，封闭的市制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而东京在地理上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凭着交通上的优势取得了首都的地位。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保障，采用了“以兵为险”的策略，在东京屯驻重兵。而为了养兵，维持首都地位，取得东南的物资又至为重要，这些物资主要靠汴河水路运来，数目庞大，所以汴河两岸地带变成集散和调配的枢纽，产生众多接待商货的行市和邸店。
（3）城镇体系因素
再从城镇体系因素看，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到宋代，形成了以经济中心为主的城镇体系。这个体系与行政序列的城镇体系虽然不完全吻合，却也有着相当的一致之处，以此构成宋代全国性的商品物资流通网络。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下，又取得了商品流通核心的地位。这样就对它的商贸设施，诸如邸店、行市等，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市制的突破在所难免。
1．6．3．东京街市的形成过程
要完整总结东京市制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过程，一直放眼到战国时代。东京时称大梁，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迁都于此后，开凿了历的鸿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大大改善了大梁的交通条件，开始了其“水陆都会”的历史。
隋时此地为汴州，隋炀帝开大运河，奠定了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入唐，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北方的政治地位依靠江南的漕粮支撑，汴州得此机遇发展成为的商业都会。
五代后周时，经紫荣的一系列疏浚整治，东京的水路交通愈发通畅，通行全国。八方商货辐凑东京，东京市制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进程就此启动。
沿汴两岸的新兴行市和邸店是全部过程的起点。随后邸店和行市在全城扩展，街市在这两者的带动之下逐渐形成。有的街市是在一个行市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也有的是几个重要的行市连在一起形成的。到北宋中期，东京街市完全形成。
东京街市形成的另一个前因是中唐之后市坊制度的松懈与后周时东京街巷格局的形成。
市坊制度的松懈在中唐之后的长安已很明显，市外店铺，侵街犯夜等现象非常严重。在商业发达的地方性城市，如扬州等地，更是市坊驰坏，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市，原因一是商业的需要，二是人口压力挤垮了坊墙。
由于有宋代为都的辉煌，人们往往忽略了开封在唐代为汴州时的光彩。其实，唐代的汴州比起扬州毫不逊色，二者在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作用有极为相似之处，一南一北，是唐王朝运河生命线上两个重要的支点。在军事地位上，汴州还超过了扬州。对比之下，汴州的商业发展不输于扬州，城市人口压力比扬州为大，对市坊制度的冲击更为猛烈，突出表现在普遍的侵街占道。
到五代时，东京城中已拥挤不堪，局面十分混乱，后周世宗柴荣开阔街道，展筑罗城，进行全面整治，形成全新的开放式的街巷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大创举。为北宋东京街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北宋太祖、太宗有意恢复唐代的京城制度，即市坊制度。但局势的发展已经不为主观愿望所能随便左右，官僚权贵经营邸店，带头侵街，好似瘟疫一般地流行，无法阻止。几经反复之后，朝廷终于放弃了努力。在宋仁宗中期以后，庆历和皇__年间，东京形成了全天候开放的街市。
东京有九条主要的街市，它们分别是南、东、西、北四条御街、皇城宣德门前大街、皇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东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和沿汴河大街。
1．6．4．街市要素与城市功能的变化
街市的形成引起了中国古代城市性质的嬗变，这种变化在街市的组成要素上深刻地体现出来。
商业店铺、酒楼、食店、茶坊、瓦子、邸店、妓馆、医药诊所、当铺和各类行市、集市是东京街市的主要组成元素。它们的数量之多，占地之广，把东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场所，极大地刺激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带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城市自身商业活力的增大。
城市带动农业生产主要是促使了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的空前扩大和加工深度的深化，比如茶叶、水果的生产水平在唐代的基础上提高了很多。另外，由于城市的消费也促成了一些农业分支产生，典型的如花卉业。还有，农村的养殖业也因为城市的需要而发展很快。
城市自身商业活力的增强一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商品种类不断增加，经营方式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了市场进步；二是产生了初级的金融、证券机构和其它为商贸服务的设施；三是城市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膨胀。
在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加之后，导致了城乡的初步分离，城市首次在国民经济生活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城市性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变化。城市坊郭户单独列籍征税；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收。
1．6．5．街市构成与城市结构的变化
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中首次出现的以自下而上生长方式产生的重大城市要素，它的结构与分布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
从微观上分析，街市可以划分为行肆式区段和中心式区段两种区段。
行肆式区段是同行业店铺聚结在一起的区段，它的前身即是各式行市，同质性是它的基本特征。由于功能相同的店铺的集中，行肆式区段经常是某种专业市场和批发基地，也有的成为全国性的交易中心。在外观上，由于同类店铺的规模、外形和装饰的基本一致，行肆式区段表现为认别性很强的“同质区”，在形态上反映出单纯性和均质性。
中心式区段是由某一种重要元素，如酒楼、茶坊、寺庙、瓦子等居于核心地位，带动组织起来的区段。相对于行肆式区段的同质性，中心式区段的特征是杂质性，或曰多元性，即店铺种类和档次的繁多。各种项目之间往往在经营活动中建立起相互支撑配合的关系，功能齐全，一个区段之内能够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东京各种集市的举办地大都是在中心式区段内，典型的如各种庙会。中心式区段在组织结构和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性。
东京街市整体上的组织构造呈现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线性是其最基本的抽象形态，但在一些中心元素处和桥头、十字路口、城门口等交通节点处形成高潮，集结成点。如果一些点因为各种有利条件，面积足够大时，则形成为面。在局部地区大小街市特别密集，也可编织为面，还有大型行肆式区段的“同质区”和性质特殊，占地面大，且有明确界线的区段，如瓦子，也可视为“面”。
东京街市分布的重心居中而偏于东南。原因在于东京的人口分布和对外交通的门户两个方面。
街市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归根结蒂在于它改变了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生成法则。具体说来就是改变了原先“主观主导法则”占绝对地位的极端状况，加大了客观因素和规律的作用。中心消解、平面形态溃散和城市在三维方向上的增长是街市给城市结构和形态带来的变化。
中心的消解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性中心在城市形态中的比重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二是商业性城市中心的兴起使城市由单一中心变为多元中心。平面形态溃散一是溢出城墙范围，沿交通要道向外漫延，二是内部的清晰严整变得相对的自由和随机。三维方向上的生长一是建筑物实际高度的增加，二是多级别城市中心的形成，三是行政组织的多级化。有形或无形，城市的这种朝立体化方向的演化，与街市的形成密切相关。 1．6．6．街市效应与城市进步
街市的产生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造，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文明的铸模，全面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全新形象，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有宋一段可用“承上启下”四个字来概括。这其中包含了许多艰辛复杂的工作，继承、改造、创新、发展等等，而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籍街市产生了以后的城市完成的。
以经济思想的发展进步为例，就属于街市给城市带来的开放性效应之一。
开放性是街市与传统封闭式市场的基本区别，是指市场进入权、经营的时间和空间三方面的开放。开放促成了商业繁荣的局面，也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旧有的思想认识。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商品经济观念领域，“重农抑商”的教条遭到怀疑和批判，更明确产生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 城市平民化是街市开放的又一效应。
市坊制度的精髓在于对城市的控制，通过控制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以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显然，城市居民被置于了一种奴役的地位，被剥夺了很大的一部分自由，统治者是城市真正的主人。街市的产生则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宽阔的活动时空和自由，人民群众成了城市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尽情展示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城市中首次因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了“瓦子”这样的重要的功能要素。在居室方面，大胆突破统治阶级的礼制规定。最突出的是在服饰方面，冒法僭越，刻意追求新奇，表现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渴望个性的张扬。一些反抗官府欺诈的市民活动，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街市的产生对许多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绘画，产生了市肆风俗画这样独特的题材，发展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不朽之作。再如戏剧，它诞生和发展的地点是瓦子，城市中市民文化的勃兴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大观众，可以说，中国戏剧是在街市这块土壤上培育成长起来的。
还有曲艺杂技，也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活动向前发展。如艺人们把街市上的叫卖声经艺术加工发展成名为“吟叫”的说唱艺术，并用此丰富其它说唱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享受。杂技、魔术在汉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有许多新的创造。说书，说浑话、小唱、傀儡戏、皮影戏等也因受到广泛的欢迎而兴旺发展。其中小唱、说书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贡献很大。
宋代的文学创作，首推宋词。词产生于中唐，入宋后曾一度沉寂。真、仁之后，因为街市瓦子中的说唱的需要重又盛行起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后经过文人士夫不断的参与创作、提高，终于使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瓦子中的说书艺人则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可以在宋代的说书人那里找到蓝本。中国饮食文化在宋代的大发展，也与街市密切相关。街市上书坊书铺云集，书籍作为商品大量流通，广为传播，与众多的官私学校一道，又把城市变成了一个促进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心。
街市的产生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的单调与乏味，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空间——物质系统。就实体而言，各类建筑及装饰小品以各自的体量、形式、质地、色彩、纹理、质感等的综合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景观；就空间而言，其形态多样，层次丰富，传达着多种信息，具有很强的个性。
街市的产生实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化，产生了与西方的广场相对应的中国的街道式城市外部公共场所，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广大而随意的场地。广大城市居民有机会更为广泛地参与和体验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因此达成更为有机的共融，建立相互的各种关系。市坊制度下的城市街道，其隔离作用甚至大于其联系作用（如宵禁时），和坊墙一起把城市空间分割开来，而场所化了的街道则把城市的各个部分和城市中的人粘合成一个整体。
宋代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节日，制造着种种不同内容的“场合”，更加强化了城市的场所感。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洋溢着一种狂欢精神，调节着人们的身心状态和生活节奏，对封建压制下的劳动人民是难得的松驰时刻，也具有释放不安定能量，稳定社会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街市又成了社会控制的安全阀。
明代的北京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8月，明军攻入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府。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架崩，其孙建文帝即位。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升北平为北京（今北京之名即由是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成祖朱棣以北平势踞形胜，系“龙兴之地”，更为了控制北方，打击割据漠北的蒙古封建主地方势力，决定迁都，遂于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并于翌年开始营建宫殿、坛庙。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步完工，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更加雄伟壮丽。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型，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每城周围又绕着宽且深的护城河。纵贯南北、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门是起点，皇城后门之北的钟鼓楼是终点。紫禁城沿中轴线的主要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明代北京街巷排列采取方正平直的形式。全城共分36坊（内城28坊，外城8坊），内城街道从长安街以北，仍沿用大都城之旧，长安街以南，以及外城街道则大部分沿用旧路，或在已废沟渠上改建新路。正阳门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是外城和东西城的三个主要市场。此外还有集市。
清代的北京
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女真族的后裔）就已在我国东北边陲的长白山下逐渐强盛，并崛起于东北的大地之上。1644年5月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同年9月由沈阳迁都北京。《清统一志》说，清初“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内，除继续修建“三海”（南、中、北海）的皇家园林外，不把主要的财力、物力用于开发西郊的园林风景区。诸如畅春园、圆明园、青漪园（即万寿山颐和园）……。东起海淀，西迄香山，皇家和王公大臣的园林连绵不绝。
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汉、回民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
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两白旗驻东：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两红旗驻西：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两蓝旗驻南：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
居民的多元化：汉、满、蒙、回等，还有藏、维吾尔等。“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尤其是前门一带商业十分繁荣。琉璃厂文化街市是清代北京文化昌盛的标志之一。国子监中有汉、满、蒙古等族的儒生，也有日本、越南、朝鲜、琉球、俄罗斯的学生。
新中国城市规划的若干问题
新中国城市规划历程常用“两个春天”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和80~90年代。
一、学习苏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工作部门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的基本建设处。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国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工作。
“一五”期间，城市规划与其它行业一样学习苏联，从规划理论、规划程序、规划方法到技术标准。方法主要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1952年到1959年，建工部（城建部）先后聘请穆欣、巴拉金、萨里舍夫为苏联城市规划顾问组组长。苏联顾问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有：城市规划要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特别要注意对人的关怀，重视对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发挥城市规划的综合协调作用。
二、联合选厂
“一五”期间，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厂址的选择。采取的方法是有国家建委同意组织选厂工作组，吸收有关部门，如城建、铁道、交通、地质、水利、电力、公安、人防、卫生等部门参加，进行实地考察，现场研究方案。工作组分工业、城市、交通、能源、工程地质、水资源等若干小组。小组讨论，大组集中。
好处（赵士修）：第一，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取得共识。第二，发现问题，就地协商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从区域发展来安排工业厂址，有利于拟定出较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
三、青岛会议
1958年初，*主席视察青岛回京，称赞青岛城市建设好。建设部遂派人考察，把青岛的城市建设特点概括为五条：城市用地功能分区明确，工业区、海港区、生活居住区、游览休憩区分布合理，安排有序；道路建设随坡就势，起伏有度，街道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得体；建筑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城区特别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山、海、城等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融为一体，相映生辉；规划统一，成片建设，加强管理。于是建设部决定在青岛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主要任务是交流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经验，部署今后城市规划工作。中国建筑学会也决定届时在青岛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分析总结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色。
6月下旬召开。刘秀峰部长做报告。讲了10个问题。要从全面出发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从区域着眼；大中小城市相结合，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在大城市周围建立卫星城；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现代化城市；城市规划的标准、定额问题；在适用、经济的基础上注意美观问题；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问题；旧城利用和改造问题；县镇规划和建设问题；关于农村规划和建设问题；如何多快好省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
四、《城市规划法》出台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是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会议对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发展的方针，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城市市长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并要求“尽快建立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制”。
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是80年代末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雏形和基础。
此草案经修改后，国务院先作为行政法规于1984年1月5日颁布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有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经过多次修改，1989年12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的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五、更新规划观念与改革规划程序
背景：
1980年以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城市规划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城市中全民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同时并举，加上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城市规划工作就要以新的观念、新的章法来分别对待，以适应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的需要。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城市的流通职能进一步突出，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日益加强。这些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城市规划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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