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效应将会导致生男比例上升]过去的研究早就发现，小老鼠和小蝙蝠的性别、出生时间、与环境温度有相当密切的关连性。为了找出人类宝宝的性别与环境温度的关系，德国研究人员则是 针对 1946-1995年间的出生...+阅读

青少年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温室里的花朵”，借喻他们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但是，近日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授权本报独家披露的一份《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却令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通过本报记者的采访，我们终于走进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群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看到了这些同样可爱的“温室外面的花朵”。

失去父母庇护的孩子

6岁的鸣鸣来太阳村一年了，每晚睡觉前总是要问照顾他的“爱心妈妈”：“老鼠今天晚上会不会啃门框？”直到今天他都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杀爸爸，妈妈和那个经常给自己糖吃的叔叔是什么关系。

鸣鸣老家在河南，她刚满4岁时，妈妈和情夫一起杀了爸爸。那天晚上，鸣鸣被一阵响声惊醒，透过门缝看到妈妈和那个叔叔拿着菜刀在砍东西，她问妈妈在干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声音？妈妈说，快睡觉吧，老鼠在啃门框呢！

过了几天，一大群警察把妈妈和叔叔带走了，鸣鸣找不到爸爸。后来，她从亲戚们刀子般的眼光中知道，妈妈和那个叔叔把爸爸砍死了，并且肢解了尸体。

在太阳村，还有不少孩子和鸣鸣一样，父母互相仇杀，大多数孩子甚至目睹了父母仇杀的整个过程，现父母一方服刑或已经被正法，另一方已经死亡；还有的孩子的父母一方入狱，另一方提出离婚并且不愿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有些孩子父母入狱后，被亲戚勉强收留，长期遭受虐待甚至性侵犯。他们小小年纪，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伤痛。

彬彬和静静是一对10岁的双胞胎姐妹，3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太阳村，照顾他们的“爱心妈妈”让她们去床上睡觉，她们不去，蜷缩在墙角打盹儿，理由是“怕把床弄脏，怕挨打，习惯了。”她们的爸爸因为故意伤害罪进了监狱，妈妈改嫁了。后来，叔叔收留了她们，婶婶却经常体罚她们。

一些来太阳村做辅导的心理专家说，这里的孩子大多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比如早熟、内心封闭、不愿交流、缺乏安全感等。还有一些儿童有明显的多动症、攻击性及说谎行为，有些儿童有隐蔽的对社会的仇视心理等。目前，在张淑琴的努力下，程度严重的孩子已经开始接受定期的心理辅导。

自嘲为“丐帮帮主”的太阳村主任

58岁的张淑琴曾经是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一份报纸的副总编，一级警督。在长期的工作中，犯罪人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引起了她的忧虑。一方面，许多犯人尤其是女犯因牵挂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已，有的还多次自杀、越狱、无心改造；另一方面，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生活没有保障，成了严重犯罪隐患的群体。

她曾经探望过一对双双入狱的犯人的子女，在那个富裕的村庄，她看到几孔破烂不堪的窑洞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佝偻着身子，带着4个年幼的孙子、孙女在麦田里艰难地劳动。最大的女孩因为生病无钱医治已经死去。这个场景对她的震撼很大，促使她开始采取行动。

1996年至1998年，在她的多方努力下，陕西省西安市和陇县、河南省新乡市成立了3所专门替服刑罪犯代养子女的儿童村。

2000年，张淑琴把儿童村开到北京。由于太阳村获得的登记是工商登记，得到的捐助不仅有限，还必须纳税，张淑琴不得不四处“化缘”，就这样，“丐帮帮主”的戏称不胫而走。在得到众多热心人赞助支持的同时，也有不少人不理解她，加之对犯罪人员的仇恨，一些人对抚养罪犯子女的行为充满了抵触情绪。

为了解决社会捐助不稳定的问题，太阳村去年租赁了200多亩土地，种了大量枣树，开展“枣树认养”，只要出50元钱就可认养一棵枣树，由太阳村负责管理，枣子成熟时全部归认养人所有。

“有一次我去接几个孩子，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称他们为犯属，就是罪犯的家属，还质问我为啥不抚养烈士子女，慢慢来吧，看到这些孩子们能够有个健康安全的环境成长，我还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张淑琴说。

张淑琴说，孩子们的信息主要由监狱给提供，监狱核实情况以后，他们就和罪犯签一个《委托代养子女协议书》。签了协议，张淑琴就是孩子的监护人。同时，《协议书》也要求他们的父母安心改造，待刑满释放接回去，享受家庭的温暖。

奉献爱心的“爱心妈妈”

太阳村里，孩子们按照年龄和性别分别居住在8个“爱心小屋”里，房子的布局和设计是台湾一家公司免费承担的。“铁皮屋的颜色必须是彩色的，这样才能让孩子们感觉到太阳般的温暖，留下彩色的童年记忆。”建设之初，张淑琴就提出了这一条要求。爱心小屋的名字是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的，不包括内部装修，一个小屋的造价大约是6万元，可以住十几个孩子。

陈素云是太阳村的一名“爱心妈妈”，负责管理12名孩子的日常生活。她原来是河北香河的一名下岗工人，看到了有关太阳村的报道，自愿来这里工作。太阳村地处偏僻，没有很多的文化生活，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每个月只能象征性地领到几百元的报酬。但陈素云说她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他们原来又黑又瘦，现在长高了，长胖了，又会笑了，真的很高兴。”

大学毕业的林学峰原来是山东济南钢铁集团的职工，刚满26岁的他在网上看到太阳村的介绍后，放弃原来的工作，来到太阳村当了一名劳动老师。现在他每天要带着孩子们在村里的菜园里拔草、浇菜，尽管现在每月报酬不及自己原来工作的一半，但小林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迷茫的未来

太阳村大部分孩子在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中心小学和板桥中学上学，镇上免了他们的借读费。板桥村中心小学肖老师说，她亲眼看到了这些孩子的进步。

“孩子们真是可怜，大人们的过错酿成了他们的悲剧，让人惋惜啊。”肖老师说。但是，很多孩子在来太阳村之前，都有过辍学甚至长期流浪社会的经历，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并非易事。学校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教育他们，至少，太阳村的孩子在这里从来不受歧视。

尽管总体上说他们的学习和表现都处于中等，太阳村有几个孩子还是非常优秀的。肖老师对他们的情况如数家珍，“有些孩子长大了也许还会成为优秀人才呢。”

但是张淑琴很为太阳村孩子的未来担忧，每年维持太阳村的基本运转至少需要80万元，最大的支出就是孩子们的教育和医疗费用。有不少孩子的父母出狱后，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孩子还得在这儿寄养。孩子们到了18岁就必须要离开太阳村了，“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现在想给他们进行一些职业培训，但这都需要钱啊！”

张淑琴目前最忧虑的是，孩子们都没有北京户口，上完初中之后，他们只有回到原籍报考高中，路费、生活费、学费，这又将是一笔巨额的费用，有几个孩子已经上到了初三，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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