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化 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

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

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

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

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

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

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

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政治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

董仲舒政治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 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

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 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

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 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伦理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

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时像上天公...